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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研究文化轉向所帶來的啟示與困惑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2-08-13 11:12:01    文字:【】【】【
摘要: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是受到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以及文化研究影響的結果。從表現形式上看,就是在翻譯研究中關注翻譯與權力、與性別、與政治的關系。它從歷史、文學、政治等多種角度切入,對翻譯主體、產品、過程進行動態的、宏觀的、外部的研究,從而擴大了翻譯研究的領域,豐富了研究模式。但同時它將翻譯研究的獨立學科屬性泛化為無學科屬性,消解了翻譯本體論的研究,并帶來研究的主觀化傾向。正確的做法是借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文化研究成果建構翻譯研究所需的分析模式,對翻譯進行內在和外在雙重解讀。

翻譯研究文化轉向所帶來的啟示與困惑

 

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  修文喬

 

【摘要】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是受到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以及文化研究影響的結果。從表現形式上看,就是在翻譯研究中關注翻譯與權力、與性別、與政治的關系。它從歷史、文學、政治等多種角度切入,對翻譯主體、產品、過程進行動態的、宏觀的、外部的研究,從而擴大了翻譯研究的領域,豐富了研究模式。但同時它將翻譯研究的獨立學科屬性泛化為無學科屬性,消解了翻譯本體論的研究,并帶來研究的主觀化傾向。正確的做法是借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文化研究成果建構翻譯研究所需的分析模式,對翻譯進行內在和外在雙重解讀。

【關鍵詞】翻譯研究;文化轉向;啟示;困惑

 

0.引言

 

翻譯(包括口譯和筆譯)作為一種交流工具,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把翻譯當成一門學科進行研究才剛剛開始五十年”(Munday20015)。而一直到1972Holmes發表《翻譯研究的名稱與性質》這篇在翻譯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翻譯研究才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發展起來。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翻譯學者們采取了語言學的研究途徑,這類學者以雅克布遜(Jacobson)、卡特福德(Catford)、奈達(Nida)、威爾斯(Wilss)、科勒爾(Koller)等為代表。他們以語言學理論為背景,以?原語文本為中心,認為翻譯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試圖追求譯文在語法、語義、讀者感受等方面與原文的等值。這種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為指導的翻譯觀是以承認語言表達的普遍性、文化負載的一致性和價值判斷的中立性(value-free)為前提的。

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維爾(Lefevere)為代表的一大批翻譯學者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們借鑒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文學批評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從宏觀角度出發,以政治、文學、歷史等多角度為切入點,強調文化在翻譯中的地位和作用,將翻譯的研究重點從原作轉向了譯作,從作者轉向了譯者,從原語文化轉向了譯語文化。這一轉變又被稱為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

 

1.文化轉向的發生

 

傳統上的翻譯一直被人們理解為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因而翻譯研究一直關注語言分析和文本對照。而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翻譯研究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它突破了傳統的語言模式,借鑒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研究成果,賦予了翻譯研究宏大、多維的研究視野,極大拓寬了翻譯研究的思路。

奧地利翻譯理論家斯奈爾-霍恩比(Snell-homby199079)首次提出“文化轉向.”這一命題,意謂由把翻譯看作文本到把翻譯看作文化和政治這樣一個轉向(Munday2001127)。1990LefevereBassnett合編了文集《翻譯、歷史與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對“文化轉向”進行了更為廣泛和深入的探討。此后翻譯界學者對這一命題進一步深入挖掘,并形成了多種變體。

1.1文化轉向的各種變體

翻譯和權力——勒弗維爾在其代表性著作《翻譯、改寫與文學名聲的操控》中引人了“改寫"rewriting)這個重要概念,將翻譯置于廣闊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進行研究。他認為翻譯是一種重要的改寫形式,其目的是為了適應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和詩學規范(Lefevere19928),因此必定受到當權者、贊助人(patroi^ge)或譯者意識形態及詩學的支配,是一種操縱行為。“在翻譯過程的任何一環中,如果語言因素和意識形態/詩學因素發生沖突,那么勝出的必定是后者。”(Lefevere199239)翻譯最終與權力有關,為權力服務。

翻譯和性別——謝莉?西蒙(Sherry Simon)是加拿大女權主義翻譯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從性別研究的角度探討翻譯問題。她以性別差異為出發點,得出翻譯具有衍生的、女性的特征。她還引用了17世紀的一個諺語,借以把譯文比作女人:漂亮的不忠實,忠實的不漂亮(Simon199610-11)。她專門討論過對翻譯中性別語言標記(linguistic markers of gender)的處理問題,此外還重新評價了女性譯者在翻譯史上所作的貢獻。馮?弗洛托(Von Flotow)也在其著作《翻譯與性別“女性主義時代”的翻譯》(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中闡述了女性實驗性作品的翻譯實踐,并對女性譯者為焦點的翻譯歷史進行了研究。

翻譯和政治——翻譯與政治的聯姻在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后殖民主義主要關注種族、階級、政治、帝國主義等政治色彩非常強烈的問題。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是在后殖民批評(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系列有關翻譯的概念、判斷及喻說(費小平,2005224)。

印度裔美國學者斯皮瓦克(Spivak)在1993年《翻譯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文中提出翻譯在殖民化過程中發生了巨大的作用。另一位邱度學者尼蘭賈娜(Niranjana)在《給翻譯定位:歷史、后結構主義與殖民主義語境》(Sit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她特別關注殖民者如何用英譯作品來建構一個代表真理的重寫的東方形象,并舉例說明殖民者以此將他們意識形態上的價值觀念強加于被殖民者身上(Mimday2001134)。此外,巴西的“食人主義理論”(the Brazilian Cannibalism)體現出殖民地人們要彰顯自己的多元文化、實現文化認同的心愿,意大利裔美國學者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譯者的隱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提倡“異化”的翻譯策略,借以批判和限制翻譯中體現出的民族中心主義的竄改行為。

當然,這些變體之間互有交叉和重疊。政治立場的背后體現了權力的紛爭,性別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但他們的共同點則是從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層面對翻譯問題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梳理和探究,體現出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特征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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