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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學文化轉向的意義和向語言學回歸的必然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2-08-14 22:25:35    文字:【】【】【
摘要:譯學中的所謂“轉向”和“回歸”,只是在某一時期翻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不同而已。文化與語言關系密切,而翻譯無非是譯者在兩個層面上進行操控,即語言的層面和文化的層面;但對文化的操控最終還得落實到對語言的操控上。因此,翻譯與語言學有著天生的聯系,翻譯研究向語言學回歸是必然的;但文化的轉向突出了在翻譯過程中語言和文化的關系,并使譯者有意識地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是對語言進行操控。

譯學文化轉向的意義和向語言學回歸的必然

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郭建中

【摘要】譯學中的所謂“轉向”和“回歸”,只是在某一時期翻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不同而已。文化與語言關系密切,而翻譯無非是譯者在兩個層面上進行操控,即語言的層面和文化的層面;但對文化的操控最終還得落實到對語言的操控上。因此,翻譯與語言學有著天生的聯系,翻譯研究向語言學回歸是必然的;但文化的轉向突出了在翻譯過程中語言和文化的關系,并使譯者有意識地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是對語言進行操控。

【關鍵詞】轉向;回歸;文化;語言操控

一、譯學發展的軌跡

目前,大家比較能達成共識的一個觀點是,從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起,現代語言學的一些基本概念與方法引人翻譯研究之后,譯學開始擺脫隨感式、經驗式、點評式的探討,并真正走上了科學的研究道路(譚載喜,2004..8;方夢之,20061-6)。

我曾經把20世紀5060年代以前的翻譯研究稱之為“前語言學時期”,也就是傳統翻譯理論時期,采用的是語文學研究的方法(郭建中,2000320)。所謂語文學,就是指傳統的語言學,以研究古代文獻和書面語為主。語文學研究的對象不是語言本身。對語言問題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文獻詞語的解釋中。評點式的、不要體系的研究方法就是典型的語文學研究方法。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初,語言學研究的方法在翻譯研究中可謂是“一枝獨秀”。我們不會忘記,在80年代,雅各布森、卡德福特、奈達、紐馬克等人大量的論著及他們活躍的學術活動在德國、美國、中國乃至世界各地所產生的巨大反響。期間經歷了從微觀語言學(轉換生成語法)到宏觀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在翻譯研究中的運用,并把交際理論引入了翻譯學,掀起了譯學研究的一個高潮。由于翻譯的語言學研究的發展,在1983年,國際現代語言學會在書目中,第一次把“翻譯理論”作為一門分支學科單獨列項。我把這一時期稱之為譯學發展的“語言學時期”(郭建中,2000320)。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翻譯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出現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及符號學的引入和對本雅明《譯者的任務》的闡釋,加之哲學家的加入和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對翻譯研究的影響,幾乎顛覆了傳統翻譯理論和語言學翻譯理論的基礎。我曾把這一時期稱之為翻譯研究的“后語言學時期或超語言學時期”(郭建中,2000J20)。當然,這一時期影響最大的要算是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了,并掀起了譯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高潮。(現在,我只把這一時期稱之為“超語言學時期”,把“后語言學時期”的名稱留給在文化轉向之后向語言學回歸的這個新的時期。)

最近,張美芳教授從年初比利時召開的“語言與翻譯研究國際研討會”上,帶來了翻譯研究中新的轉向,即西方學者開始談論“現在是重新審視翻譯語言學轉向(或回轉)的有利之處的時候了”(張美芳,200631-35)。我現在把這一時期稱之為“后語言學時期”。

這樣,我們看到了譯學沿著“語文學——語言學——文化學——語言學”發展的基本軌跡。

我認為,所謂翻譯研究中的“轉向”和“回歸”,只是在某一時期翻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不同而已。不論是語文學的研究途徑,還是語言學或文化學的研究途徑,在同一時期,都是交叉和平行進行的,只是在不同的時期,某種途徑的研究成了一種“時尚”或趨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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