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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與最佳關聯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2-10-21 09:13:14    文字:【】【】【
摘要:譯者的主體性地位近年來逐步受到譯界關注,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可以說是與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分不開的。本文旨在從關聯理論的角度探討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詩歌翻譯總是譯者或多或少的創造性叛逆,而最佳關聯可以作為其目的與準則,即詩歌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作為一種手段可以再現原文的最佳關聯,是對原文更高層次的忠實。

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與最佳關聯

江西宜春學院外語學院 袁紅艷

【摘要】譯者的主體性地位近年來逐步受到譯界關注,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可以說是與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分不開的。本文旨在從關聯理論的角度探討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詩歌翻譯總是譯者或多或少的創造性叛逆,而最佳關聯可以作為其目的與準則,即詩歌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作為一種手段可以再現原文的最佳關聯,是對原文更高層次的忠實。

【關鍵詞】詩歌翻譯;創造性叛逆;最佳關聯

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一度在國內翻譯界引起諸多探討與爭議。隨著人們對翻譯的認識從對靜態的文本本身的關注到對作者——譯者——讀者之間動態關系過程的重視的轉化,尤其是對譯者作為翻譯的主體性地位的逐步認可與強調,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已不再被視為對原文的簡單機械的模仿,而是一種凝聚著譯者主觀能動性的再創造。翻譯總是譯者或多或少的創造性叛逆,即不拘泥于原作的語言形式的轉換,于原作的語言框架之外力求再現原作的神韻與意境。創造性叛逆是詩歌翻譯的必然與必需。孫致禮將創造性叛逆定義為“背叛原文的語言文字從而達到對其意義、藝術及精神的忠實”。(孫致禮,200118-22)詩歌作為文學體裁的一種精華,更是為創造性叛逆提供了生長的沃土。

一、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

“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在詩歌翻譯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因為在詩歌這一獨特的體裁中,高度精練的文字形式與無限豐富的內容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譯者幾乎無所適從——保存了內容,卻破壞了形式,照顧J形式,卻又損傷了內容。”(謝天振,2000137

我們認為既然詩歌是一種高度濃縮精練的文學體裁及藝術,詩歌翻譯亦應如是。由于詩歌的特殊的文體性質,在很多情況下,僅僅求形似并不能達到對原文的真正意義上的忠實,因為“詩的生命在意境”(王佐良,199269);只有獨具藝術匠心的譯者充分發揮其創造性才能傳達。詩歌的翻譯便可能成為“譯者的發揮表達”,譯詩不再是原詩的“一張相片”而被代之以“幾乎一首新詩”(Venuti2004187),譯者必須充分調動其主觀能動性以達到翻譯的目的。例如《紅樓夢》葬花詩最后兩句: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譯文1One day when spring has departed and beauty has fled

No one will know the flowers have fallen and the maiden is dead!

譯文2The day that spring takes wing and beauty fades,

Who will care for the fallen blossom or dead maid?

相形之下,譯文1的表層結構與原文基本一致,而譯文2的表層結構與原文略有不同:用care for代替know,而且還用了一個問,可謂在形式上的一點叛逆,但是恰恰是這點“叛逆”絕妙地將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從而產生了與原文一樣的傷感意境。可見創造性叛逆作為一種手段,能夠在詩歌翻譯中再現原文的神韻與意境,達到對原文真正的忠實。

二、創造性叛逆的關聯理論基礎

無疑,創造性叛逆并非譯者的主觀任意發揮,它存在一個“度”的問題。盡管翻譯的創造性叛逆,正如譯者作為翻譯的主體性地位,逐步得到人們的認可與重視,但是關于創造性叛逆,理論上卻鮮有一定的依據及標準。不難發現,關聯理論作為認知語用理論,可以為創造性叛逆提供有效的準則及百的,即創造性叛逆是為了再現原文的最佳關聯。

關聯理論的核心概念為關聯原則,即“每一個明示的交際行為都應設想為這個交際行為本身具備最佳的關聯性”(Sperber & Wilson2001158)。我們知道,關聯理論強調兩個因素,即語境效果與認知努力,那么關聯性則是一個語境效果與認知努力之間的平衡問題,而“最佳關聯性就是話語理解時以最小的認知努力獲得的足夠的語境效果,(adequate contextual effects at minimal processing effort)(Gutt200432)。

關聯理論的翻譯觀,實質上就是一個保持原文最佳關聯性的問題。既然“在大多情況下,譯文和原文只是在相關方面等同”(Gutt2004116),成功的譯文只是,而且只能是,原交際者的目的和受體的要求在認知環境相關的方面與原文相似。作齒一種交際行為,翻譯總是譯者根據原文作者的意圖與譯文讀者的期待進行取舍的過程:譯者從原文作者明示的交際行為中(即原文及其語境)尋找最佳關聯,再創造性地充分發揮譯語語言的優勢,把這種最佳關聯忠實地傳遞給譯語讀者,達到原文作者的交際意圖與譯文讀者的認知期待的最佳關聯。

例如:(1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2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life shall run.

譯文:(1)親愛的,我永遠愛你,    

縱使大海干涸水流盡。

2)親愛的,我永遠愛你,

只要我一息猶存。

原文為彭斯的名篇《一朵紅紅的玫瑰》里的幾行。在譯文(1)中,王佐良沒有機械地套用漢語里現成的“海枯石爛”,是因為考慮到此用語在漢語文化環境中已經用濫了,無法再現“海水枯竭,巖石熔化”在原語環境中的新鮮與氣勢;而譯文(2),譯文沒有直譯為“時間流逝”,而是“叛逆”為“一息猶存”,貌離而神和也。由于譯者的創造性表達與恰如其分的叛逆,此譯詩既傳達了原文作者的意圖,又符合了譯語讀者的認知與審美期待,從而達到了最佳關聯。

三、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與最佳關聯

王佐良說:“一首詩或一個故事有它自己的統一性。如果譯者掌握了整個作品的意境、氣氛或效果,他有時會發現某些細節并不直接促成總的效果,他就可以根據所譯語言的特點作點變通。這樣他就取得一種新的自由,使他能振作精神、敢于創新。”(王佐良,199266)事實上,這種叛逆性翻譯在詩歌中常常是必然與必要的:于細節或形式上叛逆卻在精神或效果上忠實。從關聯理論的角度視之,作為一種有效的手段,創造性叛逆在詩歌翻譯中可以再現原作的最佳關聯,“叛逆”實則是為了真正的忠實。

例如:

怨情

美人卷珠簾,深坐蹙蛾眉。

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譯文:

A Bitter Love

How beautiful she looksopening the pearly casement

And how quiet she leansand how troubled her brow is!

You may see the tears nowbright on her cheek

But not the man she so bitterly loves.

By Witter Bynner

我們在此無意對此譯詩的整體質量作二番評價。有趣的是在該詩的第二行中,原文的“恨”在譯文中成為“bitterly love”(中文意思是痛痛地愛或強烈地愛),似乎與原文含義大相徑庭。然而實際上,英文中這個看似矛盾、似非而是的雋語(paradox)卻恰恰能準確傳遞原文“恨”此處真正的含義,因為在中國文化中“愛”是一種微妙的情愫,愛恨交結,因愛生恨,常常與“恨”難舍難分;因而較之單純直譯為hatebitterly love更富內涵,反映了譯者的匠心。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創造性叛逆的譯文常常能夠恰當地傳達出原文的語境效果從而獲得最佳關聯。

又如:

聲聲慢

李清照

尋尋覓覓,

冷冷清清,

凄凄慘慘戚戚。

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_

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

正傷心,

卻是舊時相識。

譯文1

Search. Search. Seek. Se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Sorrow. Pain. Pain.

Hot flashes. Sudden chills.

Stabbing pains. Slow agonies.

I drink two cupsthen three bowls

Of clear wine untilI can’t

Stand up against a gust, of wind.

Wild geese fly over head.

They wrench my heart.

They were our friends in the old days.

譯文2

Grief Beyond Belief Tune:“SlowSlow Song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so drear

How hard is it

To keep me fit

In this lingering cold!

Hardly warmed up

By cup on cup

Of wine so dry

Ohhow could I

Endure at dusk the drift

Of wind so swift?

For 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

(許淵沖譯)

相形之下,譯文1對原文亦步亦趨,幾乎達到“字字對應”。除了沒有模仿原詞的押韻,無論在措辭、節奏與格式上都對原詞在形式上驚人地“忠實”,但是遺憾的是卻違背了達意的忠實與準確。比如,兩個中文成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被機械地拆成了八個英文

單詞Search. Search. Seek. Seek. Cold. Cold.;更有甚之,“三杯兩蓋淡酒”譯成了two cupsthen three bowls of clear wine,雖然與原文似乎字對句比,但其語義卻謬之千里。因而,原文的思想內容與哀怨傷感的情境在譯文中受到損害,即譯文不能產生足夠的語境效果而達到最佳關聯。而譯文2盡管在一些語言表達方面與原文有所偏離,卻更能傳達原文的意境從而保持了最佳關聯。翻譯大師林語堂甚至于對此詞的譯文作了更大膽的變革:比如,他創造性地將“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譯為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so dampso dankso dead,譯文與原文的字面意義似乎并不一致,然而,正是充分地利用了譯語語言的優勢(如此句連續用了七個押頭韻的并列形容詞取代原文的七個漢語疊聲詞),該譯文巧妙地傳達了原文的情感效果與美學效果,從而在譯語讀者的認知環境中顯得更加優美流暢且曉暢易解,有效地傳遞了原文的最佳關聯。因而我們說創造性叛逆作為一種有效手段能夠再現最佳關聯,形離而神似,“有些形似偏離的譯文反倒成為真得原文風格之真髓的不朽之作”(賈文波,200230-33),即達到譯文讀者的認知期待與原文作者意圖的最佳關聯。

四、結語

詩歌由于其所蘊涵的#殊的文化內涵與高度的藝術性,為了再現原作的神韻與情境,常常導致在詩歌翻譯中“譯者不得不將詩人已設定的語言形式進行解體并完全以另一種語言形式著手重組”,詩歌的譯本因此成為往往“一種變體甚于一個復本”(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200166),因而我們說詩歌翻譯是一種凝聚了譯者主觀能動性的再創造,或多或少總是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即當“魚與熊掌”不能同時得而兼之時,通過對原文形式的背離以達到對其意義的忠實。因此,譯者有時可能不拘泥于甚至改變原文的字面意義而試圖再現其精神實質;表面形式的叛逆實質上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忠實。

然而,盡管創造性叛逆是詩歌翻譯中不可避免的并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卻決非不受任何束縛的“亂譯”與“胡譯”。作為一種旨在再現原文神韻的二度創造,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叛逆可以從關聯理論中獲得一種理論依據,即最佳關聯。關聯理論認為翻譯是一個對原語進行語際闡釋的明示-推理的動態認知過程并注重交際意圖的實現,因而根據關聯理論,譯者可以充分發揮其創造性以實現最佳關聯,求得譯文與原文在認知環境相關方面的等同,以便譯文讀者以有效的認知努力獲得足夠的語境效果,即從譯詩里真正獲得原詩的真髓與神韻。總之,創造性叛逆在詩歌翻譯中的意義是巨大的。而以關聯理論為指導的創造性叛逆更具有方向性與正確性:創造性叛逆是為了在譯文中傳遞最佳關聯,而且創造性叛逆作為一種翻譯策略可以實現最佳關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的詩歌翻譯便可能達到一種對原文的忠實性與發揮譯者的主觀創造性的辯證統一,達到對原文更高境界的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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