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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義語境下的翻譯策略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2-10-25 08:02:47    文字:【】【】【
摘要:在分析了后殖民主義翻譯策略——異化和雜合提出的文化背景后,指出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對差異性的訴求以及對民族性的批判都是從強勢文化的視角出發,必須從民族文化的現實狀況出發選擇翻譯策略。“雜合”是一個中立性的概念,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因此,本文提出以“拼貼”取代“雜合”,以凸顯翻譯中的權力斗爭過程。
后殖民主義語境下的翻譯策略
江西宜春學院外國語學院  陳志杰
    【摘要】在分析了后殖民主義翻譯策略——異化和雜合提出的文化背景后,指出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對差異性的訴求以及對民族性的批判都是從強勢文化的視角出發,必須從民族文化的現實狀況出發選擇翻譯策略。“雜合”是一個中立性的概念,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因此,本文提出以“拼貼”取代“雜合”,以凸顯翻譯中的權力斗爭過程。
    【關鍵詞】后殖民主義;歸化;異化;雜合;拼貼
    后殖民主義理論使人們把目光轉向文化交往過程中權力的運作。無論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還是其在翻譯學研究中的應用,即后殖民翻譯理論,本身就是西方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輸出的文化精神產品。在利用后殖民批判性話語前,有必要保持足夠的冷靜,對理論本身進行批判和反思。
    一、異化與歸化
    “異化”和“歸化”是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中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德國的施萊爾馬赫指出,在翻譯中,要么譯者盡可能不打攪作者,讓讀者向作者靠攏;要么譯者盡可能不去打攪讀者,讓作者向讀者靠攏。他主張采用前一種翻譯方法,以“發展精英主義文學,豐富德語,并使德國文化能由此實現其金球主宰的歷史使命”。文努蒂指出,他的異化翻譯策略明顯具有相互矛盾的傾向。一方面,在施萊爾馬赫看來,外來文化始終不如德語文化。異化策略實際上是對外來文化自愿屈尊俯就,骨子里依然是沙文主義思想;與此同時,他承認了德語文化與外來文化有差異,要發展就必須向外來文化學習。施萊爾馬赫的異化策略也體現出對外來文化的尊重。因此,還具有反沙文主義的性質(Venuti,2004:99)。
文努蒂追溯了17世紀以來英美國家的文學翻譯史,發現西方的翻譯傳統是以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價值觀為標準的。英美譯者往往采用灘暢、自然的英語進行翻譯,努力使譯本具有某種透明性,符合英美讀者的審美要求及對弱勢文化的心理預設。他從自己的翻譯實踐經驗出發,主張采取抵抗式的翻譯策略,以保留源文本的異國情調,使讀者擺脫強勢文化的限制,改變譯者隱身的狀態。不同翻譯策略的采用與源語和目的語文化間的權力差異有密切的聯系。由于西方的文化規范和意識形態對翻譯活動的影響,當弱勢文化的語言被翻譯成強勢文化的語言時,為了得到強勢文化讀者的認同,就必須采用他們樂于接受的形式。歸化的翻譯反過來又再次強化了目的語的文化規范及意識形態。
    文努蒂批判了歸化的翻譯策略,認為應該保留外國文本中差異性的成分,以破壞和顛覆目的語文化的規范,但是,這個觀點是基于弱勢文化向強勢文化譯入思考,完全以歐美文化為背景所作出的必然選擇。在他看來,歸化的翻譯就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侵吞和剝奪;而異化的翻譯則是對這種侵吞和剝奪的抵抗(林克難,2003:46)。異化的策略可以打破西方讀者的對象性預設,迫使其走出對弱勢文化的主觀臆想,放棄自我中心的觀念。異化策略所抵抗的是目的語內部的占主導地位的美學規范,反對其霸權地位,而不是針對外在的文化霸權的抵抗。它是西方學者對翻譯中文化關系的自我反思,而非第三世界學者從外部對西方文化進行的批判。與施萊爾馬赫一樣,文努蒂也不是從西方文化外思考翻譯的策略問題,因而他的異化翻譯策略也具有同樣的矛盾性。
在英美翻譯傳統中,歸化策略既是西方文化霸權主義也是英美民族中心主義的必然結果,文化霸權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合二為一。但是,第三世界的譯者則必須兩線作戰。對外,面對著強勢文化咄咄?逼人之勢,他必須在引入西方文化的同時抵制其文化殖民的可能性;對內,面對日益高漲的本土化思潮,他必須防止民族主義觀念對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抵制西方文化霸權主義,譯者應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而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則譯者需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第三世界的譯者不得不面臨兩難的抉擇,在歸化和異化間尋求某種暫時的平衡。他必須根據弱勢文化所處的位置及需要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而不能簡單地效仿強勢文化的異化策略因為“當歸化/異化的論域發生轉移,即進入弱勢文化背景,西方的‘貶歸化,揚異化’的態度取向有可能帶來完全不同甚至是正好相反的結果。從強勢文化到-弱勢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歸化的翻譯有時卻能對強勢文化之文化霸權形成一種抵抗,而異化的翻譯卻有可能顛覆譯語規范,破壞本來也許就不堪一擊的譯語和譯語文化,也許是在不經意中,淪為文化殖民主義者的同謀”。(葛校琴,34-35)所以,翻譯策略的選擇不能一成不變的,必須隨著全球化的沖擊和民族主義思潮的關系隨時作出調整。當西方強勢文化對漢文化的滲透演變成西方文化對民族文化的置換時,就加大歸化的力度,更多地從文化傳統中尋求支持;而當民族主義演變成故步自封的保守主義的觀念時,就加大異化的力度,利用外來文化打破其自足性。
    二、漢語“歐化”的批判
    伊文-佐哈爾(Itmar Even-Zohar)把文學翻譯放入多元層級系統中考察,認為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所處的位置是由民族文學的狀況決定的。當民族文學處于強勢地位,文學翻譯就有可能居于次要的地位,翻譯文學只能認同或依附于原有的文學規范,譯者就會傾向于歸化的翻譯策略。而當民族文學處于弱勢或出現真空時,翻譯文學則有可能占據主要的位置,積極參與民族文學的建設,譯者往往就會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文學翻譯不但要輸人新的思想和內容,也要引進新的形式和技巧。但是,民族文學“不可能永遠處于萌芽的階段,也不可能長時間一直處于弱,勢、危機或轉折的階段。”(王宏志,199^24)隨著民族文學在文學系統及文化系統中地位的改變,文學翻譯的地位和功能也可能發生變化。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是對大量的翻譯實踐進行研究考察后得出的一種描述性的結論。如果把這種描述性的理論假設與后殖民主義的批判性眼光結合起來,歐化的與異化的翻譯策略間的關系將更清楚地展現了出來。
相對于外來文學,英美民族文學總體上處于強勢地位,文學翻譯不得不順從原有的文學規范。但是,當強勢的傳統文學模式不能給新一代作家以新的創作靈感時,他們就可能轉向其他文化尋求新的觀念和創作形式。如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的譯者就“置身于這樣一種文化場景,無論是成名的作家還是新一代的先鋒派都埋首翻譯,并通過翻譯為本土文學系統引入新的文學和創作因素”(傅永林,2000:40)。強勢文化中的傳統文學規范由于長時間占據統治地位,強大到足以窒息作者藝術創造力時,就需要借助弱勢文化為僵化了的文學模式吹人一陣清新的空氣。異化的翻譯是譯者的主動性選擇,目的并非是顛覆,而是服務于強勢文化自身發展的需要,其選擇完全基于譯者對所處強勢文化地位的自信。這與“五四”前后譯者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截然相反。當時,翻譯文學從邊緣走向了中心,填補了文言傳統文學退場后留下的真空。文學翻譯不是以創新為目的,而是以效仿為歸旨,忽略了對文言傳統的繼承,歐化的策略幾乎成為民族文學建設唯一的手段。嚴復和林紓的翻譯一再受到批判,其文化圖強的目的以及歸化策略所暗含的抵制性完全為人們所忽略。“五四”時期的文學翻譯絲毫沒有考慮到民族文學過于孱弱的現實,也未對西方文化霸權地位有足夠的警覺,只是一味地盲目強調.輸血,毫不顧及西方文學對民族文學可能帶來的沖擊,結果使我國文化及文學幾乎被整體置換成為一種“異質”的存在。
佐哈爾在研究中發現,當以色列文學民族文學還很年輕,處于發展成長期時,文學的翻譯服務于民族文學建設的需要;文努蒂也指出,施萊爾馬赫的異化翻譯模式“與其說把外國文化引入德國文化,毋寧說用外國文化來證實和發展一種同一性,依據外來文化構筑理想的文化自我的一個過程,一種被賦予了歷史必然性的文化自戀主義”(西蒙,2005:279)。文藝復興時期的翻譯熱潮導致了歐洲語言的分化,拉丁語逐漸失去神圣的、統一的跨民族語言地位,各民族語言由此獲得了合法的獨立地位。在這些翻譯實踐中,翻譯活動完全是一種發自內心地愛國行動,其目的在于豐富民族語言,建設本土文學,其結果不是填補不同語言間的溝壑,而是進一步強化了語言間的差異性,凸現語言文學的民族性特征。“翻譯發揮了一種垂直功能”,把古代語言和文化帶入了羽翼未豐的民族語言之中。在傳輸文化遺產的同時,也激發了新的文化創造形式,最終促成了民族語言的合法化。(西蒙,2005:274-275)文學翻譯既是打破文學自足性的手段也是繼承古典傳統的方法;既是對外的共時性文化交流,也有對歷史性繼承的考慮;既表現出一種開放的胸襟,又不卑不亢地展現了民族的自豪感。
    同樣是民族文學處于邊緣和弱勢,“五四”學人卻采取了大相徑庭的翻譯策略,簡單拋棄了文言傳統,大量采用歐化的翻譯手段,完全投入了西方文學語言的懷抱。“五四以后,漢語大量地吸收外族的詞語來豐富自己,加強自己。這一件重大的事實不能說是對漢語的本質沒有影響的。”(王力,1980年:34)雖然“適當的歐化句法對于我國的語體文法的嚴密化,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這是歐化句法帶來的好處。但也有流弊。這就是有些青年盲目模仿,以致寫出來的東西簡直不像中國語”(茅盾,1984:513)。到底是“歸化”還是“異化”,應該重新回到文化關系中來思考,不能盲目效顰。當西方強勢文化介入時,弱勢文化必須同時抵抗內部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和外來的文化霸權。但是,當民族文化傳統羸弱不堪根本無力抗衡來自西方強勢文化的時候,顯然應該把矛頭指向西方文化霸權,而非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不分青紅皂白地一股腦拋棄文言傳統,割裂自己與民族文化歷史的聯系,無疑是民族自信心不足的表現。而主張廢棄漢語轉向拉丁字母文字則更表明民族自卑心墮落到了自慚形穢的地步。面喪失殆盡的民族自信以及近乎不顧自尊的民族文化自殘行為,還要提倡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對民族文化和文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肇始于“五四”的文學語言歐化在本質上是對西方文化主動的皈依,是由內而外的殖民化過程,也是無意識的“他者化”過程。如果承認語言形式與思維模式和文化模式具有同構性,把漢語看作國人存在的家園,那么,對西方的語言形式的模仿和認同致使我們面臨喪失自我的危險。中國文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偏離了自己的發展軌跡,被納入到了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在全球化的國際大形勢下,強勢語言實際上是在將弱勢語言往‘趨同’的方向上拉,而這個‘同’實際上是以英語(國際英語)為核心。雖然脫離實際地說,強調譯出語和強調譯入語在促進語言多元格局過程中沒有太大的區別,但實際上,強調譯出語往往會導致英語語言特點在弱勢文化中搶灘登陸。結果,為了經濟利益所進行的語言間的交流在比例逐漸增大,不可避免地會影響甚至擠掉弱勢語言中具有靈性的那部分語言的生存空間。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弱勢語言失去自己的語言特色。這點恐怕不是毫無根據的憂慮。”(葉子南,2003:13)
    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激發了本土意識和情感的覺醒。人們逐漸意識到,“一個民族用千年積累的習性和案以來交換短暫的愉快(經濟成就),就如同吸食鴉片煙,改變的將不僅是一個民族的體質,而且還有這個民族在可預見的未來是否還存在的可能”(姜飛,112-113)0國內民族主義意識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逐漸抬頭,一直在西方文化壓制下蟄伏的文化本土化終于有了復興的苗頭。對“五四”運動的評價不再是一邊倒地齊聲喝彩,人們開始反思中國現代化的源頭,提出在借鑒和引進西方文學的語言形式與表現技巧的同時,還必須繼承和發揚我國文言古典文學的歷史遺產。在譯界,許淵沖先生主張在文學翻譯中發揮漢語優勢;羅新璋和劉宓慶等人呼吁建立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沉寂多年而蘊積于胸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又回來了。21世紀迎來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而文化復興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翻譯必須肩負起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任務。雖然在重塑時代精神的過程中,譯本不可能不融入外來優秀的文化元素,但文學翻譯也應開發文言古典文學的傳統,有意識地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化資源,在翻譯過程中激活文言的生命力,使其重新煥發出青春。繼承和發揚古典文學傳統,將增強民族化承受外來文化的沖擊的能力,從而在有效地同化外來文化的同時建構強大的、充滿活力漢語言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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