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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視野中的清末翻譯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2-11-09 15:17:24    文字:【】【】【
摘要:翻譯活動總是在特定語境里發生的,它受到一定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本文以清末的翻譯活動為考察對象,通過深入分析該時期譯者的政治心理特征,論證了政治文化對該時期翻譯活動的影響。

政治文化視野中的清末翻譯

浙江工商大學外語學院 朱慶

【摘要】翻譯活動總是在特定語境里發生的,它受到一定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本文以清末的翻譯活動為考察對象,通過深入分析該時期譯者的政治心理特征,論證了政治文化對該時期翻譯活動的影響。

【關鍵詞】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翻譯;清末

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翻譯活動總是在某個語境下發生的,總是從某段歷史出現并進入到該歷史中去的”(Bassnett & Lefevere199011)。這也就是說,譯者在從事翻譯活動時,一定會受到某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目的和傾向。與此同時,透過所引進的新思想和新觀念,譯作既對舊有的社會系統造成沖擊,又能協助營造新的社會架構。這種情況在歷史轉型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本文試攫取清末(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這一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后階段為考察對象,通過引入“政治文化”這一概念,來分析、探尋這一時期譯者的政治心理特征,并試圖剖析政治文化對該時期翻譯活動的影響。

一、政治文化與政治心理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詞是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于1956年首先提出的。照阿爾蒙德(198714)看來,政治文化是人們對政治行為和政治評價的主觀取向。政治文化既不等于政治理念,也不同于政治決策,但它能潛移默化地支配著人們的政治行為。

自阿爾蒙德以來,西方政治學家紛紛采用“政治文化”來分析.和解釋政治行為及其發展、變遷趨向。自80年代后期,國內部分學者注意到了“政治文化”這一概念,并以此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問題。但在具體運用中,由于研究角度和出發點的差異,不同學者對“政治文化”有著各自不同的闡釋和理解。一般來說,政治文化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政治文化指“一個國家中的階級、民族和其他社會團體,以及這個國家中的成員,在一定的生產方式基礎上,于一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歷史與現實的環境中形成的關于國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向和政治價值取向的總和”;而狹義的政治文化則是“從一定思想文化環境和經濟社會制度中生長出來、經過長期社會化過程而相對穩定地積淀于人們心理層面上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取向”。(王樂里,200021-24

政治文化主要包含兩個層面:表層的政治心理層面以及深層的政治意識形態層面。(王卓君,1997105)有關意識形態的討論已經非常之多,這里不再贅述。政治心理雖然屬于表層的體驗,但往往與一定的政治觀念相激蕩,在一定的言行和情緒得以表露,左右著主體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活動。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不同于政治這一概念。眾所周知,政治屬于上層建筑,它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并為經濟基礎服務。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是階級社會中各階級為維護和發展本階級的利益而采取的策略、行為、手段和組織形式。可以說,政治是一種客觀的外部活動,它不能反映人們政治行為背后的心理動機和價值取向等因素。與此不同的是,政治文化關注的則正是政治心理方面的集體表現形式,它主要包括一定政治體系中社會成員,尤其是社會精英知識分子,對政治以及政治活動的態度與價值取向等心理因素。

不可否認,在特定的社會時期,政治會直接影響、甚至操縱翻譯活動。但是,政治進入、乃至影響翻譯活動,主要是通過政治文化這一渠道來進行的,即政治通過營造政治心理、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等政治文化氛圍來影響翻譯活動,而翻譯活動則可以通過影響社會成

員,特別是通過影響知識精英,并透過他們所引入的新思想,間接地營造新的政治文化氛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文化是連接政治與翻譯的橋梁,它給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野。

二、清末譯者的政治心理

作為封建政治文化的主體力量,中國知識分子“士階層”在思想意識、知識構成和角色認同等方面,長期經受以“道統”和“君統”為代表的封建政治文化的影響。雖然朝代更迭代表了某些統治者的地位遭否定和代替,但新的統治者都會沿襲相同的政治理念,極力維持傳統的封建政治文化,以達到鞏固自身統治的目的。

但是,當歷史步入19世紀末期,帝國主義在軍事、經濟和文化上的入侵,極大地動搖了原來密不透風的政治文化系統,以社會知識精英為先導的清末民眾在政治意識、政治價值取向乃至生存方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裂變,兩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文化面臨嚴峻的挑戰。身處這樣的歷史旋渦之中,清末翻譯家們的政治心理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許多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亡國滅種的危機迫使知識分子拋卻不愿參政、不敢參政的心態,表現出極強的政治參與意識。在傳統政治文化中,官僚是政治主體,百姓是政治客體,是官吏所牧之羊,正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使是那些作為官吏后備軍的廣大士階層,也只能一心頌讀圣賢之書,不可僭越半步。這種政治文化的長期統治導致人們逃避政治、害怕政治、厭惡政治。滿清入主中原以后,更是以“文字獄”的形式嚴禁在野知識分子干涉政治,大批漢族知識分子被迫隱姓埋名,或遁入深山,或藏于書舍。然而,這種冷漠的心態下面隱藏著日益增長的不滿。甲午戰爭造成的巨大創傷和社會動蕩就成為這種積蓄甚久的不滿情緒的爆發口。一時間,知識精英們紛紛走出書齋,開始關心家國命運。他們大聲疾呼局勢之危急,努力尋求濟世救危之良策。他們或建言獻策,或集體上書;或實業救國,或教育興邦;或變法維新,或武力革命。

國民政治心態轉化的第二個方是面對于自大心理的超越。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其他國家為蠻夷之邦。“東夷小國”日本更是被國人所漠視。然而,正是日本這個彈丸島國卻一舉擊敗了號稱強大的北洋海軍,而且被迫割地、賠款,幾欲滅亡中國。巨大的心理落差迫使國人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世界,重新評價自己。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里體現出的自大自信也已經走到了盡頭。人們開始用多元的眼光看待世界,接受中國只是多元世界文化中的一個分支,承認中國已遠遠落伍于西方先進國家。人們認識到,要想避免亡國滅種,就必須正視變化了的環境,積極回應外界的挑戰。向外學習則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最直接的政治選擇。

急于求成的功利性是清末民眾政治心理的另外一個表象特征。清末知識分子對亡國滅種的慘禍感到巨大的擔憂和恐懼,引起了心理緊張,造成了心理失序,他們的救亡活動不可避免地帶有急于求成的功利性成分。康有為曾焦灼地指出中國形勢猶如“寢于火薪之上”,大聲疾呼現今時代已“不容我從容圖治”(郭延禮,199828)。為求速成,他們極力仿效西方現成政體,認為把西方模式照搬進中國便可速臻富強。19世紀、20世紀之交出現的留學熱就是功利考慮的結果,人們認為,中國要想強大,必須學習西方發達國家,.但因路途遙遠、文化差異較大,又不如間接學習日本更為快捷方便。而留日學生趨之若鶩地奔向“師范、法政兩種速成班”(王克非,1997176)則更體現知識分子心中的急功近利情緒。

    以上三種心理特征是清末民眾的普遍寫照。正是在這^^的政治心理作用下,以嚴復、梁啟超、林紓等人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髙舉學習西方的旗幟,大量譯介西方政治、經濟、法律、文學等著作。

三、政治文化視野中的清末翻譯

清末的翻譯活動是知識精英積極主動地向西方尋求“救國強民”的真倚,也是他們表達自己政治訴求的主要途徑。譯者選擇什么樣的書籍和內容來譯介、使用何種翻譯策略完全取決于當時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形成依托的是社會成員,特別是社會知識精英的行為機制,因此,要進一步了解和認識某一時期的政治文化,必須挖掘出個人行為背后的政治心理流程,從而認識整個社會政治文化體系的內在邏輯。

首先,該時期的翻譯選材有著鮮明的政治取向。晚清的知識精英譯介西方著作是為了實現他們富國強民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理想。他們企盼引進西方先進思想和文化來營造新的政治文化氛圍,從而提高國民整體的素質。梁啟超甚至提出,“處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而當務之急是要“多譯西方法律、政治、歷史、教育、農學、礦學、工藝、商務、學術名著和年鑒等書”(郭延禮,199828)。梁啟超的這種看法逐漸影響到國內的很多學者,成為一批有識之士的共識。就這樣,大批的外國社會科學著作被譯介到了中國。

單就嚴復一人,就精心選譯了八部啟發民知民識的社科著作。以嚴復的第一部譯作《天演論》為例。為了適應危機時期國人求強求變的急切心理,嚴復并沒有照實翻譯,而是有選擇、有取舍、有評論、有改造地譯介了該書前半部分關于生物進化的內容,刪去了后半部分有關倫理學的內容。嚴老夫子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抉擇,就是因為書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思想正切合當時中國的實際狀況。(余政,20032

中國對西方小說的譯介髙潮也是出現在甲午戰爭之后。一方面,這與梁啟超等人極力鼓吹小說的宣教功用不無關系,另一方面,清末譯者翻譯各類小說也是當時政治文化改良的內在需求。比如,林紓翻譯《黑奴呼天錄》是要借黑奴的悲慘命運警醒國人;梁啟超譯介《佳人奇遇》是為了宣傳弱小國家救亡圖存的復國運動;科幻小說的翻譯被賦予了“提倡科學、開啟民智”(謝天振,200434)這樣一個崇高使命;虡無黨小說的譯介熱則正好與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所掀起的暗殺風潮相呼應。

在翻譯策略上,清末譯者也竭力遵循當時的政治文化演變的規律,努力照顧讀者的接受習慣。一方面,清末時期的中國正處在封建與民主的十字路口,代表封建的保守政治文化和代表民主的激進政治文化之間的斗爭非常激烈。為了表達自己政治意識的需要,為了營造新的政治文化氛圍,清末譯者往往竭盡渲染之能事,濃墨重彩地突出與自己政治文化相吻合之處,甚至無中生有的添加,借以達到其政治目的。蘇曼殊和陳獨秀在合作翻譯《慘世界》時,搶過作者的筆頭,添磚加瓦,另外塑造了一位“蒙上法國面皮的俠客”,此人姓明名白,字男得。譯者借這位“男得明白”之口猛烈抨擊傳統封建政治文化支那國孔子的奴隸教訓,只有那班支那賤種奉作金科玉律,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民也要聽他那狗屁嗎?”他還說世界上物件,應為世界人公用。”并主張“索性大起義兵,將這班滿朝文武,撿那些黑心肝的,殺個干凈”。(轉引自王宏志,1999157-158)另一方面,當時封建政治文化依然殘存,廣大民眾的思想觀念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所以對那些可能會引起民眾反感或帶來麻煩的內容,譯者或直接刪除,或進行淡化,或改頭換面。如蟠溪子、包天笑翻譯的《迦茵小傳》刪去了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節;吳趼為《毒蛇圈》增添女兒思父以強化孝道的內容;福爾摩斯探案故事中福爾摩斯對著墻上國君名字練習射擊一段等細節也被作了刪改。

除了在思想內容上對其加工改造以外,清末譯者也有意地調整了翻譯作品的形式。比如,嚴復就用第三人稱“赫胥黎”取代了原著中的第一人稱,這么一變,譯文中“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讀起來就很有些中國史書中的“太史公曰”的感覺;外國小說也多被譯成了章回體,每章開頭都是“話說”、“且說”、“諸位看官”等中國傳統小說里的老套。

在譯文的語言文字使用上,晚清譯者也刻意照顧讀者的需求。“翻譯是為讀者服務的”(Zohar200046),對原著進行翻譯的目的就是讓看不懂原著的讀者通過譯本來閱讀、欣賞原著,接受原著所表達的思想。嚴復在譯介西方思想名著時,精心選擇了他自己的翻譯策略——信達雅。因為他知道,西方民主思想從根本上是與封建政治文化相悖的,為了讓那些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民主思潮這副“苦藥”,嚴老夫子別有用心地在這副苦藥外面裹了一層“雅”的“糖衣”(王佐良,198942)。林紓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所使用的語言符合當時人們的接受習慣。林氏雖不通西文,卻把自己在外國小說中感受到的“左、馬、班、韓相通的文氣”(錢仲書,199493),通過史傳式的“雅”體古文,灌注于作品,傳達給了讀者。但憑著超群的古文功底和語言天賦,在傳達故事情節同時,又從語言上征服了讀者。與嚴、林不同的是,周桂笙、周瘦鵑、伍光建等人使用了白話文來翻譯出版小說,他們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吸引普通民眾,在更為廣泛的讀者圈內傳播”(謝天振,200438)。

正是由于清末譯者這些明確的政治性目的以及超越常規的歸化策略,為他們的譯作在國內的傳播開辟了更加寬廣的通道,使人們進一步地了解并認識到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法律制度的長處。在西方先進政治文化的沖擊和對照下,傳統封建政治文化顯得黯然失色,中國政治文化的根基發生了動搖,人們對傳統政治文化喪失了信心。西方原著中反映出來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思想,鼓舞著國人去為國家的富強、為自身的自由而努力奮斗。這些譯作所包含的民主思想給徘徊在迷茫中的國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為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營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圍。

四、結語

回顧清末的翻譯歷程,我們可以看出,時代的政治需求是當時翻譯擇取的首要準則。“有識之士譯介西書,無不心懷求道取經救國救民之愿望。”(王克非,199765)對于西方近代文化,國人擇何種書籍引進、取哪樣策略傳達,這其中既有譯者的自身因素,更有外部政治文化的影響和制約。譯作的選擇和接受,都表現出接受者特別的關注。這種帶有傾向性的關注,使得外來思想的攫取發生意義上和語言上的“變容”(王克非,199766),這種“變容”既反映出選擇目的,也映射出政治文化的影響和時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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