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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中的經典與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譯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3-03-07 10:57:36    文字:【】【】【
摘要:經典是文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范疇,近年來引起了文學理論界的極大關注與注視。然而,在翻譯文學中同樣存在著經典譯作這一事實。本文將明確界定翻譯作品中的經典,描述其形成過程中所具備的各種條件,指出它對我們在外國文學作品的認識上和時下進行的名著重譯工作產生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為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譯工作的認識提出一些淺見。

翻譯中的經典與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譯

復旦大學外文學院  王雪明

    【摘要】經典是文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范疇,近年來引起了文學理論界的極大關注與注視。然而,在翻譯文學中同樣存在著經典譯作這一事實。本文將明確界定翻譯作品中的經典,描述其形成過程中所具備的各種條件,指出它對我們在外國文學作品的認識上和時下進行的名著重譯工作產生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為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譯工作的認識提出一些淺見。

    【關鍵詞】經典;翻譯經典;重譯;名著

    0.引言:從《紅樓夢》影視作品的重拍談起

    《紅樓夢》(以下簡稱《紅》)等名著的影視作品重拍的消息一出,在各界人士當中掀起一場波瀾。人們紛紛通過各種渠道表達自己對重拍一事的看法,而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重拍能否超越20多年前首次拍攝的版本。上世紀80年代由王扶林執導拍攝的《紅》一經播出,立即在全國掀起了收視熱潮,成為人們普遍認同和喜愛的經典之作。在這20年間,該劇在中央和各地方電視臺不斷重播,許多觀眾仍感其魅力不減。因此,當聽說要重拍《紅》劇,許多人,包括不少業內人士,都認為重拍很難超越這部經典之作。也有不少人擔心《紅》劇會成為媒體炒作,追求經濟利益驅動下的犧牲品。而贊成者則認為名著都具有“多話題”價值,不同的影視創作者可從不同的視角去闡釋原著,《紅》值得一再挖掘。贊成者的觀點合情合理,而反對者的擔心也不無道理,這場爭論自重拍消息公布之日已歷時四年之久,直到今天《紅》正式重拍,不少觀眾的這種擔心依然存在。

    這里我們無意加入這場曠日持久的大討論中,只是想借名著重拍這一話題來審視當下譯界中關于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譯問題。因為在名著重譯問題中也可以觀察到與影視重拍大致類似的問題。在《紅》劇重拍的大討論中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就是人們爭論的’《紅》巳不再是曹雪芹所創作的那個文學文本,而是20多年前由王.扶林執導創作的影視作品。雖然有些人擔心重拍會褻瀆曹雪芹的經典文學文本,但更多的是對重拍能超越20多年前的影視版本深表懷疑。在爭論中不少人把最初創作的影視作品稱為原版,而把重拍稱為新版。這樣一來,爭論的出發點就變成了原版,而非文學原著。而且爭論的雙方都承認原版《紅》劇是一部經典之作。即使重拍贊成者也希望新版《紅》劇的新穎之處在于突破舊版,有所不同。這一切都表明,原版《紅》劇,作為另一種符號,同文學文本一樣,在該符號體系中上升到了經典地位,成為重拍及其爭論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一個事實。

    雅可布森(Jakobson)(1959/2000114)將翻譯分為三類:語內翻譯(intralingua ltranslation),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其中的符際翻譯,是指用非語言符號系統解釋語言符號系統,或用語言符號解釋非語言符號,比如把旗語、手勢或音樂變成言語表達。從雅可布森的分類來看,將《紅》文學名著搬上熒屏就屬于語際翻譯。如此一來,原版《紅》劇這部跨符際的翻譯作品就成為影視領域中備受推崇的經典,占據著影視經典的地位。當我們把文學名著的影視作品納入到翻譯這個廣義的概念時,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不僅文學原著中有經典,而且文學譯作中也有經典。從影視作品的經典回到時下我們所探討的外國文學名著重譯,我們認為,在外國文學名著的譯本中也存在一批經典之作,是我們討論重譯不可回避的一個事實。

    1.經典和翻譯經典

    既然譯作中也有經典,那么什么是翻譯經典?翻譯經典是怎樣形成的?它對我們當今所進行的重譯事業有怎樣的關系?這將是本文重點要討論的問題。

    經典(Canon)就其字面意思,乃經文之典,但現在,常被人視為精品,即把“經”當作“精”字解(劉意青,200445)。經典一詞最初來自希臘字konones,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蘆葦或棍子。后來它的意義延伸,用來表示尺度(Howatson & Chilvers1993107)。自從其被引申運用于西方文學范疇,成為文論的關鍵詞,并在多元化的今天引起爭議,經典便成為文學界熱衷討論的話題。

    文學經典是指“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述”,不僅“因自身具有長久的閱讀或研究價值,還可作為同類書籍的標準與典范”。(陳平原,200128)。文學經典又被稱作“經典作品”。

關于經典的形成過程,劉意青(200446)認為,“文學經典是通過一個非官方的、反反復復的接受過程來逐漸達成共識,并且隨著時代發展會不斷有新的優秀作家和作品納入其中。此外,文學經典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清楚的范圍,它與非經典不但沒有明確的界限,而且已經被選入經典的作家和作品永遠要受到時代發展的挑戰,有些會逐漸銷聲匿跡,而另一些會忽然被重新發現并正名為經典時至今日,經典的概念變得愈加寬泛,“在寬容的現代人眼中,‘經典’可以是臨時性的——只要為一時代的讀者廣泛認可,即不妨冠以此稱。這個意義上的‘經典’,當然不像《論語》或《圣經》那樣‘堅不可摧。’”(陳平原,200128

什么又是翻譯經典?我們所探討的翻譯經典,首先與原文經典無無太大的關系。原文是經典著作,其譯作一般也會具有經典性,但其經典性屬于原作,讀者閱讀它是因為它在出發語中是經典著作,這時我們往往是把譯作看做是原作的替代品;另外,在有些情況下,原文不是經典著作,其譯作在某種特殊條件下可能會成為經典作品,如《牛虻》的漢譯Q其次,我們所說的翻譯經典也并非指在翻譯文學這個系統中,有些文學原著的譯作是經典,而其他文學原著的譯作不是經典。我們所謂的翻譯經典,指的是在同一部文學原著的眾多譯本中,有些譯本居于經典地位,而其他譯本則屬于非經典之列。而各個文學原著的眾多譯本中經典譯本的集合就是翻譯文學的經典。

    上述的經典這種范圍的模糊性、地位的變動性、評價的標準性等特點為我們探討翻譯經典提供了參考點。我們所探討的是翻譯經典的沿革,因而是歷時的。它涉及的是經典與重譯的關系問題。對于某一時期內翻譯文學系統中經典與非經典作品之間的更迭則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

    2.翻譯經典的形成

    翻譯經典是如何形成的?這里我們結合文學經典形成的過程來探討一下翻譯經典形成的過程。首先我們認為翻譯經典的形成分為內外兩種因素。就其內在因素而言,譯作自身必須具有內在的優秀品質和創造性(有別于原創性),具有打動人的內在魅力,它才有可能獲得經典的美名,這是譯作成為經典的前提條件。而其形成的外在因素則有以下幾點:

    1)翻譯經典與翻譯家本人嚴謹,認真負責,兢兢業業,一絲不茍,非急功近利的翻譯態度及其自身的文化修養、人格魅力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如傅雷在翻譯時,他總是把原著看過四五遍后才譯,巴爾扎克的《高老頭》他就前后譯過3次。李丹先生翻譯的雨果名著《悲慘世界》被公認為是最接近雨果敘事風格和文筆特點的譯本,而此書則是他潛心翻譯了整整50年才完成。當譯林出版社請蕭乾夫婦翻譯《尤利西斯》時,蕭乾先生遲疑了,因為他曉得此書的難度,怕自己難當此任Q只有當他確信其譯本能保證譯文質量時,才在合同上簽了名。文學名著的翻譯家往往就是該著作的研究專家,一部譯作往往也是翻譯家對原著研究的成果。他們都是多才多藝的多面手,除了具備扎實深厚的國學根底外,還兼通其他專長,如傅雷是歐洲繪畫鑒賞家、歐洲藝術史學學者;楊憲益在牛津大學念的是古希臘文和拉丁文,懂好幾國語言,博聞強記。

    2)經典譯作得到了持不同觀點和情感的翻譯批評家和研究學者的廣泛參與和推動。翻譯家及其譯作的研究,或者它與同一原作的其他譯本的比較研究,甚至于理論研究者引用該翻譯家及其譯本來印證理論假設,都使該翻譯家及其譯作得到經常或較多的評論和介紹,比如,楊必所譯的《名利場》廣受贊譽,而她所翻譯的那句“真的是虔誠的教徒,慈愛的父母,孝順的兒女,賢良的妻子,盡職的丈夫”在各種學術文章和著作得到援引,分析和評價,成為翻譯理論界耳熟能詳的經典譯例。某些翻譯家往往就是其譯作的代名詞,如傅雷之于巴爾扎克,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亞,蕭乾之于喬伊斯.,卞之琳之于紀德,葉君健之于安徒生,草嬰之于托爾斯泰等等。

    3)翻譯經典化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被稱引和傳述的過程。某些譯作的佳句經常出現在文化群體的話語中,成為該國家文化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有時候甚至成為掌握文化話語權力的手段。如朱生豪所譯的《哈姆雷特》中那句著名的獨白:“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就比其他譯本知名度高,引用的程度遠遠高于其他版本的翻譯。戈寶權所譯高爾基《海燕》中最后一句“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更是盡人皆知,幾乎被人們當做口頭禪應用在各種場合之中,不少人甚至都已經忘記這句話是來自別國語言文化,而把它當做本民族習用的表達。

    4)翻譯經典化過程經歷了被體制化和制度化的過程。從贊助人的理論來看,出版社對著名翻譯家的優秀譯作所進行的譯叢編選,翻譯家個人譯文集的編纂等出版、再版項目,成為推動翻譯經典化的重要力量,而且出版社的地位也是翻譯經典化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翻譯作品若能經由著名出版社出版發行,無疑為其獲得經典地位準備了條件。謝天振教授(200363)曾指出:“權威的出版社、有良好品牌的叢書等,也是圖書能贏得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翻譯作品作為外國文學被納入學校(尤其是高校)課程和課本,或被學校指定為推薦讀物,通過教學和知識傳授得到普及和延續。列費維爾稱高等教育的普及使文學經典以最明顯、最有力的形式表現出來;而“髙等教育機構與出版機構緊密和有利的聯合是經典化最富于表現力的典范”(Lefevere199222)。非本國的文學經典總是以本國文字的面貌呈現出來的,因而哪一位翻譯家的譯作可以從眾多譯本中脫穎而出,代替原作成為高等學校普及的對象,也就是該翻譯家被選入典,從而實現其經典化過程有利條件。

翻譯經典化的最終完成就是讀者。經典依賴于讀者和閱讀,它是在閱讀和廣泛流傳的過程中逐漸為自己贏得權威性的。反過來,閱讀、理解和解釋也因經典而被肯定和鼓勵。沒有不斷地閱讀、理解和解釋,就不可能有經典。

    3.翻譯經典與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譯

    個別翻譯作品的經典地位被確立之后,其他非經典的譯本就會處于邊緣地位,受到排擠,遭遇冷落。在書店中,經典譯作會以精裝本的包裝,擺放在外國文學類最為醒目的位置上,而同名的其他譯作雖然會與經典譯作置于同一個書架上,但卻被經典那精致的包裝、醒目的字體、知名的翻譯家和權威的出版機構搶走不少眼光挑剔的讀者。尤其當經典譯作以叢書系列的形式整齊劃一地擺放在書架上,更增加幾分吸引力。

    然而,翻譯經典不僅對同時期其他譯作有影響,它對時下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譯工作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這里所說的重譯僅指他人譯過的作品,自己重新譯一遍。而自己譯過的作品由本人重譯有可能是對自己的舊譯進行部分修改,所以不包括在本文重譯的范圍之列。

    首先,翻譯經典影響著人們對重譯的態度。翻譯經典以其優美的譯筆成為一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著他們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翻譯經典可以誘發人們對外國文學的興趣,錢鐘書先生就是讀了林紓的翻譯而產生了對外國文學的興趣。翻譯經典甚至熏陶和培養出了幾代中國當代作家,王小波在《我的師承》一文里,說到那些原先是詩人的翻譯家們,如查良錚、王道乾,為他提供了文字的滋養。他在文中充滿敬意地寫道:“比中國一切著作家對我的幫助的總和還要大。”(20021430經典譯作在他們心目中占據著不可取代的地位,盡管不反對重譯,但他們對重譯也不會問津。錢鐘書情愿一本接一本地重讀“漏譯誤譯觸處皆是”的林譯小說,而不愿讀后來出版的、“無疑也是比較‘忠實’的譯本”(錢鐘書,200282),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謝天振教授(200361)也表達過同樣的看法,他說:“我就喜歡傅雷的譯作,見一本買一本,毫不猶豫。但是,假如有某個精通中文的法國人,他把巴爾扎克的作品也譯成了中文,而且他對巴爾扎克的作品的理解要比傅雷正確得多,我會不會買呢?我想不會……近年來已經有好幾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新的、相信比傅譯譯得更加正確的巴爾扎克作品的中譯本,但是購買者和讀者有多少呢?恐怕根本無法與傅譯的購買者和讀者相比?”由此可見名家經典譯作在他們心目中神圣的地位。文人、作家和學者屬于權烕性的讀者,他們的欣賞習慣和評語會得到許多讀者的認同,從而有助于將個別譯作提升到具有普泛性的經典地位。而另一方面這也告訴我們如果重譯只滿足于勘誤性重譯,以求給譯文讀者提供一個所謂更加接近原文本真實意義的譯文的觀念是不可能產生真正的經典譯作。

其次,著名翻譯家對翻譯職業本身的理解和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開創了一代譯事新風,成為人們評價當前重譯者譯德的一個重要尺度。當前對重譯本不滿意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認為重譯者自身不具備較強的理論素養和扎實的中外文根底,對原著無深入研究,僅僅滿足于譯出作品的字面意義或依據辭典、按圖索驥而得出的辭典意義,卻不能傳達出作品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韻外之韻。我國現代文學翻譯史證明,迄今被公認為經典譯作的,其譯者無不是譯德高尚的人,其譯作無不具備譯者個人特色與風格。例如,朱生豪為了譯出莎士比亞戲劇的神韻和意趣,“必先自擬為讀者,查閱譯文中有無曖昧不明之處;又必自擬為舞臺上之演員,審辨語調之是否順口,音節之是否調和,一字一句之未愜,往往苦思累日”。(羅新璋,1984457)傅雷譯《高老頭》,三遍推倒重譯;葉君健為譯《安徒生童話》,先鉆研成了安徒生的研究家;蕭乾夫婦為譯《尤利西斯》,單卡片就做了六萬多張;楊絳譯《堂吉訶德》,連學帶譯歷時21年。一部優秀的翻譯作品無不凝聚著他們的心血和汗水,而他們對于作品傾注的深厚感情,反復雕琢、潤色以求得信、達、雅的認真態度,令人敬佩。許多翻譯家在當時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仍堅持不懈從事翻譯,為中國的文化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朱生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和病痛的折磨下翻譯莎劇,實踐了其在《譯者自序》中說的話夫以譯莎劇之艱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畢生精力,殆已盡于茲矣。”(轉引自羅新璋,1984457)不禁讓人潸然感動。如今,在優越的物質和精神條件下,我們擁有前輩翻譯家想象不到的現代化的便捷的信息手段和更加詳盡的資料,翻譯的時間大大縮短了,可譯文的質量卻差強人意,這與譯者對待翻譯急功近利、率爾操斛的態度是分不開的,不能不讓人對重譯產生質疑。有人認為,經典翻譯家這種對譯事全神貫注、一絲不茍、認真負責的精神應該成為所有翻譯工作者的圭臬,它也是救治時下胡譯、濫譯、搶譯而造成譯文質量滑坡的對癥良藥。

再次,翻譯經典影響著人們對重譯本的評價。從前面我們對經典的定義當中可以得知,經典是尺度,是衡量“同類書籍的標準與典范”。翻譯經典出現后,重譯本的評價不僅以原文為依據,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還以經典譯本為“標準”和“典范”。如今對重譯本之風不滿的主要原因是坊間可以見到的重譯本,并沒有發現與前輩譯本在風格上有何不同,語言上有何創新。相反,發現的不是低于經典譯本,就是對經典譯本的風格的沿襲,全書語言的雷同或極其相似。不能超越舊譯,抑或對舊譯的“胡改”、甚至“抄譯”,敗壞的是譯界的風氣,賠害的是讀者。

    最后,重譯之風所帶來的過多重譯本雖給讀者提供較多選擇的余地,但當前大多譯本質量低劣反而讓讀者產生了新的迷惑,不知道哪個版本更好,于是轉而考慮選擇他們較為熟悉的名家名譯。

    4.翻譯經典的更替

    前面我們描述了經典譯作的形成過程以及對重譯工作產生的影響,但這并不就意味著重譯工作不僅毫無必要,而且無法超越經典。重譯的必要性已經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許鈞教授認為翻譯無定本,復譯是“文本生命的拓展與延伸”(參見許鈞,2003423-130)。重譯不僅必然,而是必要。前面我們也指出現代意義上的經典并非一成不變,不僅從來邊緣不定,而且在不同的時代里中心和邊緣的位置會有一些變動,林紓的翻譯在其出版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經典,得到廣泛閱讀,但現在不僅由于其譯作語言的關系鮮有人能讀懂,而且出版社也不再刊印出版,經典地位隨之被取消,被后來他人的重譯本所取代。因而,經典并非是一成不變的,也是可以被取代的。我們今天認識翻譯經典的目的就在于創造出新的經典。筆者認為,復譯不僅是要繼承與拓展原作的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是,還肩負著超越同一原作的處于經典地位的譯作的使命。唯有此種重譯才是有意義的,正如許淵沖教授(199656)所說:“至于重譯,我認為新譯應該盡可能不同于舊譯,還應該盡可能高于舊譯,否則,就沒有什么重譯的必要。”

    關于如何重譯,許多學者就此發表過很好的看法(許鈞,19942;羅國林,199536;楊自儉,200348等),主要論點集中在新譯在譯入語的語言表達上要有所超越,SP,翻譯的內部因素。這方面的論述巳有很多,故這里不再贅言,雖然這是重譯最為重要的地方。然而,重譯作品的成功與否,并不僅僅依賴于翻譯質量的高低,尤其當人們的心目中已經有了認同的經典譯作時,重譯要想獲得普遍接受,還要取決于其他一些外部因素。這里我們總結一些外部因素,希望能對將來的重譯工作走出時下困境有所幫助。

    首先,譯者要重視譯序的重要作用。以往的譯序不拘一格,通過譯序我們可以了解譯者所闡發的翻譯思想,翻譯過程中的感受。如嚴復的譯例言,傅雷的《高老頭》重譯本序等已成為極具理論研究價值的重要文獻。然而如今的譯序卻不知何時都變成了一個模式,據筆者調查,現在許多重譯本的譯序大多是對原作者和作品的介紹,其中看不到任何重譯者的只言片語。著名翻譯理論家紐馬克(198838)曾經指出,譯者應當在譯序中解釋自己是如何處理原作的,對有爭議的關鍵術語是如何理解的,自己的譯作同舊譯有何不同,為何不同。筆者以為,一方面重譯者只有表達自己的觀點,才會引起讀者的注意。否則,讀過舊譯的讀者是不可能在書店里通過大致翻閱就能了解重譯者的初衷,而且借助譯序讀者可以更好地與文本進行對話與交流。另一方面,譯者序作為重要的理論研究材料通過理論研究得以總結、歸納和理論升華,對促進翻譯理論的研究很有幫助。

    其次,重譯本具有不同于以往舊譯的特色。長篇小說《堂吉訶德》在我國已有多種譯本問世,其中以楊絳先生的譯本和董燕生先生的譯本為最受推崇和喜愛的兩個經典譯本。南京大學孫家孟教授在已有優秀中譯本的背景下,憑借自己扎實的西班牙功底,推出了一部顯示了自身特色的新譯本。它的獨到之處除完美地展現了原著的藝術風格,首先在于它譯出了塞萬提斯本人贊美《堂吉訶德》的11首詩作,以及作品出版前后相關的官方文獻,有助于廣大中國讀者對《堂吉訶德》這一偉大文學名著的理解和研究。其次,該譯本還收入了藝術家達利所作的38幅精美插圖,因此被著名學者被季羨林先生譽為“二絕二美”:“西班牙世界大文豪塞萬提斯之杰作,此一絕也;20世紀世界畫壇巨匠達利的精美插圖,此二絕也。孫家孟教授之譯文,此一美也;美妙的裝幀和印制,此二美也”可見,孫家孟教授的這個新譯本是一部成功的譯作。它顯示了譯者重譯外國文學經典名著的膽識和成就,也表明在這一方面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再次,嚴把編輯審閱校訂工作。重譯工作離不開編輯,編輯必須從幕后走向臺前,重獲話語權,這樣才會保證重譯的質量。知名出版社歷來重視編輯校訂的文字工作,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蕭乾、趙少侯、屠岸諸先生,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草嬰、方平諸先生等。只有一流的編輯這樣才能有健康的機制保證,才能真正推出一流的翻譯,超越并替代現有經典而成為適應新一代語言、社會、文化的譯作經典。

    最后;對重譯本開展及時、公正的批評,推薦佳譯,曝光劣作。季羨林先生呼吁翻譯事業要發展,要徤康地發展,真正起到促進中華文明發展的作用,就不能沒有翻譯批評。現在批評很少,擔負不起應有的職責來。……在30年代,魯迅說過,翻譯出了問題,翻譯出版出了問題,翻譯批評界有很大的責任。所以,我呼吁,現在要加強翻譯批評,發揮批評應有的作用。”(轉引自許鈞,?2003396)理論界對重譯本重視還不夠,還局限在對經典譯本的研究上,這是經典譯本帶來的話語權和重譯本質量低劣兩方面原因造成的。名著重譯雖廣遭垢病,然仍有不少值得推薦與研究的好譯本,如孫致禮教授的《傲慢與偏見》。讀書界里有書評,“譯評”卻很少,名著已廣為人知,不需書評來介紹推廣,但好的重譯本若有“譯評”為其做先鋒,可以更廣泛地為讀者所了解。關于如何批評,紐馬克在其《翻譯教程》中所提出的“批評計劃”很有借鑒作用。在“計劃”中,他認為一項翻譯批評應包括五個問題,其中關于譯作評價,他認為應從譯者和評者兩個角度進行,從而認識到譯者和評者之間的差別(Newmark1988186)。

    這一點對我們公正合理的批評重譯不無裨益。批評者不能拋開譯者對譯作開展批評,譯作不同于原作,以及不同于舊譯的地方,應結合譯者的意圖進行,這樣才能不失公允。這也是為什么譯者必須重視譯序的作用。

    當然,外部因素不僅包括以上四個,設立翻譯獎,舉辦新書推薦活動,學術研究活動等等都可以促成真正有價值的重譯本從眾多的同源譯本中走上經典地位。         .

    5.結論

    《紅》劇的重拍雖然在輿論界爭論了很久,可重拍的工作依然在進行。我們只能期待著它能給我們帶來新的視覺感受。奈達認為,一部譯本,不管它多么接近原作,多么成功,其壽命一般只有“五十年”(轉引自許鈞,2003129)。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中核心部分,即文學進化理論,也告訴我們任何系統中的經典化形式庫都不可能維持不變,時代的發展會令經典化形式庫“無法適應社會需要的轉變"EvenZohar,張南峰譯,200222),系統只有演進才能生存下去。目前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譯情況雖不令人滿意,但這種狀況是暫時。我們相信在良好的內外因素相結合的作用下,一定會出現符合當時語言、時代氣息、讀者閱讀審美習慣的翻譯經典。

      南寧言成翻譯www.2lnb.com www.gxycfy.cn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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