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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中國古代的譯語人》評介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3-06-21 07:59:46    文字:【】【】【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中國古代的譯語人》評介

唐芳  香港理工大學

    一、引言

    《中國古代的譯語人》(Interpreter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在2011年出版的一本新書,香港是嶺南大學龍惠珠(Rachel Lung)教授用五年(2005-2009)時間寫就的力作。雖然該書并非介紹中國口譯史的第一部專著(黎難秋,2002),但作者對史料展開了更為細致地分析,不僅從中發掘出不少被忽略的口譯活動史料,更著重探討了譯員在記載外交事件的史料編寫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如果說黎難秋的著作是從外交、貿易、軍事、科學、文學等多個角度入手為讀者勾勒中國口譯史的全景圖,那么這本書便是在此畫卷上為公元第一個千年的口譯活動添補了生動的細節,讓各位在口譯史上發揮作用的人物更為血肉豐滿。

    二、內容概述

    全書共十章,按時間順序排列,從以下兩個維度向讀者揭示中國古代的譯人譯事:第一至四章及第九至十章側重從史料中挖掘譯員的存在與特征;第五至八章則聚焦譯員在記錄中國對外交往的史料編寫過程中產生的影響。

    第一章考察公元一世紀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翻譯活動。西方對口譯與筆譯的區分由來已久,然而直到公元前十世紀中國的《禮記》中才首次提及對翻譯的稱謂,即寄、象、狄礙、譯,其中唯沿用至今。既指口、筆譯活動又指口、筆譯員。作者認為這種不區分體現了當時人們對翻譯認識的模糊性。

    作者指出漢朝中央政府對邊境少數民族實施羈縻政策,即派遣官員到邊境助其發展以加強民族融合。益州剌史朱輔是外派官員的杰出代表,據《后漢書》(范曄,445/1965:2854-2855)記載,朱輔在隨從兼譯員田恭的協助下,向外族宣揚國威,促成了外族朝貢事宜。基于外族進貢時所獻的三首詩歌(同上:2856),作者分析了朱輔、田恭及皇帝的翻譯觀:首先臣輒令詳其風俗,譯其辭語展現了朱輔作為口譯用戶已認識到譯員不僅要具備雙語能力,還應掌握跨文化知識,這表明在久遠的公元一世紀,翻譯與文化的互動關系已被察覺。此外吏譯傳風,大漢安樂透視出朱輔視譯員為政治宣傳工具;田恭譯員兼官員的雙重身份剝奪了其中立性,他與外族深入交往以習得外語、考察民俗,此舉與現今的譯前準備亦有相似之處;而皇帝令史官記錄詩歌的舉動也彰顯了其只重視翻譯產品而忽視翻譯過程及譯員。

    第二章作者聚焦公元六世紀中國與其它亞洲國家的交往。隨著朝貢國的增多,重譯(relay translation)成為當時盛行的溝通媒介。然而作者考察發現重譯并非唯一的溝通方式:如滑國(the Hephthalites)雇用河南人Tuyuhun)與朝廷交流;朝鮮半島東南部的新羅(Silla)透過該島西南部的百濟(Paekche)與中國交流。作者由此推測,在本國無人知曉漢語的情況下,朝貢國通常會雇用第三國翻譯。史書中沒有任何對朝廷派出翻譯的記載,作者進而推斷在六世紀初期,各國都達成一種默契,即向中國進貢需自行解決語言障礙問題。其實在公元第一個千年,中國文化圈一直在不斷壯大,鄰國對漢語、儒家文化的掌握在逐步深化,本章中作者向讀者還原了中國文化圈以外的國家與中國交往時的方式與格局:除重譯外,多雇用知曉漢語的第三國人士為其翻譯,這樣既能暢通與中國的交流,也顯示了對中國的尊重,更利于兩國關系融合與貿易往來。

    第三章探討隋朝與突厥交往中的翻譯事件。584年和607年兩位突厥可汗先后向隋朝皇帝呈獻國書(state letter)0兩封國書是用突厥文字寫成后譯成漢語的,還是直接用漢語寫成的?作者對此展開探析。首先,語言層面上,作者從人稱的使用、平實的風格和后置謂語的句法特征入手鋪墊了其均為譯作的可能性;其后,作者從史料中挖掘出東羅馬帝國曾翻譯突厥國書、突厥與東羅馬帝國曾締結盟約以及北朝皇帝曾派劉世清將漢語涅槃經譯成突厥文等事件,由此證明了突厥文字在六世紀中期已存在。此外突厥在567年曾用本國文字寫成獻給東羅馬帝國的國書也再次強化了兩封國書用突厥文寫就后譯成中文的可能性。

    唐朝特設中書省(the Secretariat)和鴻職寺(the Court of diplomatic receptions)負責翻譯事務。第四章中作者側重考察兩個機構內譯官職責的異同。鴻臚寺有翻譯20名,被稱作譯語人'職責包括接待外使、傳授唐朝禮儀、召見外使時進行口譯等;中書省內共有10位翻譯,稱為番書譯語,其職責是將外使呈上的國書等書信在朝廷宣讀前譯成漢語。另據《新唐書》(歐陽修,1060/1975:1258)記載,鴻臚寺規定若外使有事上報,譯語人需作記錄。若譯語人能勝任口、筆譯,為什么職權分工明確的唐朝要分設兩個機構來承擔翻譯任務呢?鑒于譯語人多由外族人士擔任,作者推測他們可能只精通漢語口語,寫作能力不盡如人意,于是唐朝另設番書譯語,他們無需精通雙語口語,但要善于漢語寫作。烏云高娃稱當來訪國家尚無文字時,番書譯語需同傳其口述的國書(2001:171)。作者質疑此觀點,認為這類國家國書的翻譯可能是由譯語人與番書譯語協作完成,即譯語人負責將外使口述的國書傳譯成漢語,而番書譯語則負責將口譯的漢語國書轉寫成正式的書面漢語國書。

    第五章考察譯員對史料編寫的作用。作者提出了口譯內容經筆述載入史冊的四種可能:1)譯后史官向譯員征詢口譯內容;2)譯后譯員自行記錄口譯內容;3)作為職責之一,譯員需將口譯內容用文字記錄下來呈交史館;4)在口譯現場,史官將口譯內容直接載入史冊。通過對四段史料的詳盡分析,作者一方面證實了口譯的內容確有被載入史冊;另一方面總結出載有口譯內容的史料常呈現對話體,外使發言的傳譯常用直接引語逐字記錄,而中方的問答多用間接引語作概括性記錄。

    第六章作者比較了539年梁朝編寫的《職貢圖》與636年唐朝姚思廉編寫的《梁書》,發現兩者內容和措詞極其相似,由此推斷后者是參照前者進行編寫的。同時,由于《職貢圖》的文字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譯員向史館上交的筆記寫成,作者以此證明了第五章中提出的譯員在書寫史料方面發揮作用的第二種可能,即某些史料是基于譯員在譯后呈交給史館的筆記撰寫而成的。

    第七章作者考察譯員在史料編寫過程中被征詢的作用。除訪問來華外使,唐朝還派使者出訪以增強對外族的了解。據《唐會要》(王浦,961/1987:1785)記載,《西域記》的作者安西都護蓋嘉運出訪時曾就黠戛斯族(Kirghiz)的多個漢語譯名問題咨詢譯員。宰相賈耽也編寫了多部人文地理著作,身為鴻妒寺卿(chamberlain)的他,既可參閱譯語人呈上的采訪外使報告,又可自行訪問外使,還曾游歷多個國家。鑒于其著作中涉獵的國家之多,作者推斷賈耽在后兩種場合中都使用了譯員。由此作者得出結論:蓋嘉運和賈耽的著作中一定蘊藏著譯員的口譯內容。

    第八章探討唐朝的王會篇。作者選取黠戛斯傳Kirghiz Memoir)為例,黯戛斯是唐朝在抗擊回紇(Uighiir)戰斗中的重要戰略伙伴。在與黠戛斯外使會見時,唐武宗令譯員察其民俗,同時命呂述等人撰寫黠戛斯傳843年)。鴻臚寺規定譯語人需在朝廷會見后一月內將會談內容整理成文交予史官,作者依此推斷呂述黠戛斯傳的編寫不僅基于他在會見現場的所見所聞(通過譯語的傳譯)也會參照譯語提交的筆錄。在證明了譯語對黠戛斯傳編寫的影響后,作者從會面過程中對外使姓名的解釋,對會見的提及,皇帝令譯語采訪外使,報告體、對話體、直接引語的頻繁出現及譯語人錯譯的延續五個方面一一舉例,證實了987年樂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記》與1061年歐陽修所著的《新唐書》中關于黠戛斯的記載分別參照了黯戛斯傳和鴻臚寺對當時會見的記錄,由此作者展現了譯語的口譯產品和譯后筆錄對一個多世紀后的史料編寫仍發揮重要作用。

    唐朝中后期,回紇一面侵擾中國西北部,一面與黠戛斯頻繁交戰。雖然839年黠戛斯戰勝了回紇,但回紇殘存勢力仍潛伏于西北邊疆,不斷滋事擾民。面對這種局勢,朝廷一面與鮚戛斯通信商討剿滅之計,一面與回紇通信望其歸降。第九章中作者對時任宰相李德裕代表朝廷草擬給兩國的15封信逐一展開分析,發現有13封注明送信人將向對方說明朝廷意圖,由于信件中均未表明譯員的存在,作者推斷送信人便是口頭傳譯朝廷書信的譯員。此外,據《李德裕文集校箋》(傅璇宗、周建國,2000:89-91)記載,黯戛斯人在理解朝廷書信上遇到困難,李德裕將此歸因于傳譯不同,朝廷為此降低了書信內文字的難度。不難想象,為解決該問題,除降低書信內文字難度,朝廷就李德裕提出的傳譯問題也會采取措施,這也有力佐證了作者提出的當時存在譯員的觀點。

    第十章探究粟特人(Sogdian)作為唐朝譯語人的忠實性問題。李德裕上表(memorial)奏明對石誡直等粟特譯員忠誠度的懷疑,這種懷疑始于石誡直自告奮勇向回紇送信而后不知所蹤。他認為粟特人曾為回紇充當譯員、與回紇隸屬同族、且曾為獲得唐朝對回紇的優待而偽裝成回紇人,這種種事實都可能導致粟特譯語人背叛唐王朝,他們可能泄露唐朝軍情甚至在回紇人面前詆毀朝廷。由于誤以為粟特人與回紇人為同族,李德裕更建議朝廷遴選非回紇族雙語人士任朝廷翻譯。這彰顯了唐朝對既懂漢語又懂回紇語譯員的迫切需要;更重要的是,由于至今仍未有確鑿證據顯示粟特譯員的背叛,對比初唐時期自由開放的外交政策,作者認為對譯員不忠的懷疑正彰顯了唐朝國力地日益衰竭。

    三、學術特色

    在不到兩百頁的篇幅中,《中國古代的譯語人》有多處閃光點:一是取材廣泛視角新穎,二是緊扣翻譯及口譯理論研究,三是邏輯縝密推理嚴謹。

    著作涵蓋內容的時間跨度非常廣,作者涉獵了公元一世紀到九世紀的大量中外史料,從中抽取相關例證,并為引用的每一段史料配以英文翻譯。作者條分縷析地論述不僅使一些被曲解、被掩蓋的史實得到修正,也使公元第一個千年里中國龐雜的口譯活動及譯員的多個獨特側面脈絡清晰地呈現于讀者眼前:如作者從譯員的政治屬性中展現了其被消融的中立性、從譯員低下的官銜地位中(唐朝鴻臚寺譯語人位居七品)折射出其在史料中被隱身的命運、從史料中對話體和直接引語等語言特征顯化了被隱身的譯員、從唐朝國力日漸衰弱透視了譯員被背叛的可能性。作者探索口譯史的獨特視角為長期隸屬于翻譯研究和史學研究的口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讓讀者能從整體的歷史維度上探討口譯活動及譯員在跨文化交流中發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該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對翻譯理論作出了批判性的深化。在口譯研究中,口譯史研究是一個相對邊緣的分支,從數量和深度上都落后于口譯過程研究、口譯產品研究等其它分支,作者認為這主要是受到口譯史研究不能對學科的理論發展作出貢獻的錯誤觀念的影響。在書中,除了對譯員中立、譯員隱形及譯員忠實的顛覆性解讀外,作者還提出田恭在漢朝時就有譯前準備的意識;雖然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在20世紀70年代才萌生,但早在漢朝朱輔就意識到文化和政治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影響。這些論述都啟迪著學界應該重新審視口譯的定義、譯員的角色、譯員的倫理等議題。

    史學研究注重細致的邏輯推導,本文作者對每一處推論都細心求證。比如針對突厥在六世紀有無文字這一問題,盡管《隋書》(魏徵,636/1973:1864)明確記載突厥無文字,刻木為契,但作者的探究并未就此止步,在隨后的查閱中,作者發現《周書》(令狐德棻,639/1970:910)記載著突厥……其文字類胡。面對相互矛盾的史料,作者繼續挖掘,最終在記載突厥與東羅馬帝國交往以及北朝皇帝派劉世清將漢語涅槃經譯成突厥語的史料中證實了突厥文字的存在。古語有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即是告誡人們對前人的論述切不可全盤皆收,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上例中,作者并不盲目信服于某一處記載,而是力求多方驗證,為每一個推論積淀厚實的論證基礎。

    四、不足與啟示

    總體上看,這部著作填補了以往口譯史研究的多處空白,用創新的視角帶領讀者領略了公元第一個千年中國口譯活動的多種風貌并目睹了譯員的雙重角色及其從史料撰寫方面對后世產生的深遠影響,然而其中仍有幾處微瑕:

    首先,著作中的歷史依據均出自中國官方文書。正如英國歷史哲學家Collingwood(1946:248)所言:新一代必定會以自己的方式重寫歷史,史書中的記載可能為迎合一代又一代當政者、掌權者的利益對史實作出增刪甚或是改動,作者基于此上的推論在信度上不免也會受到影響。若著作中能引入一些外族或非官方的史料進行相互佐證,不僅能讓作者擁有更開闊的視野,也能更全面更準確地展示中國早期口譯活動的面貌及譯員的形象,使推論更容易為讀者所信服。

    其次,雖然作者鋪開了從一世紀到九世紀的長篇歷史畫卷,但其中的描述仍欠全面。如作者在第一章探討公元一世紀口譯史后,轉而在第二章直接跳入了公元六世紀,中間形成了長達四百年的斷層,形成了對三國兩晉及南朝前期口譯史研究的空洞。

    誠然,任何一項研究都不可能包羅萬象,前人研究留下的空白往往是囿于可獲文獻或研究方法的限制,因此年輕的研究者們更應該積極開辟新路徑、將未知的領域逐個探明。

 

[作者簡介]

唐芳,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研究與口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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