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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新時期翻譯與翻譯問題的思考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6-06-30 15:52:21    文字:【】【】【

關于新時期翻譯與翻譯問題的思考

許鈞  南京大學

最近一個時期,翻譯界不時可以聽到關于重新定位翻譯、更新翻譯觀念的呼聲。這次學術會議對此呼聲做出了積極的回應,探討何為翻譯,試圖對翻譯進行重新定位與定義。

當今時代,隨著世界化進程的加快與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翻譯活動不僅形式更為多樣,而且內涵更為豐富,對我們傳統的翻譯認識提出了挑戰。針對新時期翻譯活動呈現出的新特點、遇到的新問題,翻譯界對翻譯與翻譯問題不斷進行思考,深化對翻譯的認識,對理解翻譯、定位翻譯提出了一些具有啟迪性甚或導向性的觀點。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謝天振教授關于新時期翻譯活動的一些新認識和新思想。

要給翻譯定位,我覺得首先應該了解在當今時代,翻譯活動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關于這一點,翻譯學術界的認識似乎比較容易達成一致,謝天振教授也做了符合客觀實際的概括:一是翻譯的主流對象變了;二是翻譯的方式發生變化了;三是翻譯的工具與手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于這三點,恐怕不會有異議。但如果進一步追問,當今時代的翻譯主流對象是指什么,也許會有不同的認識。謝天振認為,我們這個時代,翻譯的主流對象是實用文獻,是政府文件、企業合同與設備說明書,還有一些虛擬文本,包括網上的一些符號、一些圖像可見我們翻譯的內涵正在發生劃時代的變化,與兩千年來的翻譯是不一樣的(見謝天振、王宏志、宋炳輝,《超越文本超越翻譯——當代翻譯和翻譯研究三人談》,《東方翻譯》2015年第1期,第11頁)。王寧教授的出發點不同,在他看來,當今時代的翻譯,是讀圖時代,是圖像翻譯時代。其看法與著重點顯然是有別的。

既然翻譯發生了變化,甚至是劃時代的變化,我們對翻譯的認識自然應該修正,對翻譯應該重新定義,翻譯觀念也應該更新。那么,以前的翻譯觀念是什么呢?如今又應該有怎樣的翻譯觀念呢?這兩個問題看似非常簡單,可翻譯界的認識卻很難達到一致。在有的學者看來,過去對翻譯的認識基本可以歸結為翻譯就是兩種語言之間的簡單轉換只要把原文的意思正確、完整地傳達出來,就算完成了翻譯的使命。王宏志教授認同這樣的判斷,在與謝天振等的對談中,認為一般來說,翻譯是要非常忠實地把原文的意思在另一種語言里演繹出來,我們期待譯者把原文的意義說的很清楚,很準確。這是種非常根深蒂固的思想。(同上:6)基于這樣的認識,那么有關翻譯觀念的焦點,似乎就是忠實性問題了。為了破除以忠實性為唯一標準的翻譯傳統觀念,有學者結合中西翻譯歷史與現實的分析,比如以林紓和葛浩文翻譯為例,仿佛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忠實的翻譯不一定是好翻譯,而不忠實的翻譯,比如連譯帶改的翻譯,如果能贏得讀者,就是好翻譯。自從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中國的學術界,尤其是文學界和翻譯界,對翻譯問題確實越來越重視了,圍繞什么是有價值的翻譯的問題,有過不少討論和爭論,在這樣的爭論中,有的學者的觀點被媒體渲染甚至歪曲,仿佛在當今時代,翻譯可以為所欲為,準確與忠實并不重要。我遇到不少自然科學家,有的還是院士,他們對此感到非常疑惑。

面對這樣的爭論,面對這樣的疑惑,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認識翻譯呢?就我們中國的翻譯學術界而言,是不是真的還停留在翻譯就是兩種語言之間的簡單轉換的認識階段呢?要破除的是不是就是忠實性的翻譯觀念呢?我們翻譯學術界要關注和研究的,應該是以政府文件、企業合同與設備說明書為主流翻譯對象的實用文獻嗎??

要認識翻譯、理解翻譯,有必要先談符號問題。符號的創造,是人類最重要的創造或者是最偉大的創造,如果沒有符號,人類無法認識自身、認識世界、表達世界與創造世界。語言符號僅僅是符號的一種,人類創造的還有繪畫符號、音樂符號、形體符號等符號系統。借助這些符號,人類才有了音樂、繪畫、戲劇、文學等一系列的創作或創造。而翻譯,最本質的特征,就是符號的轉換性。因此,要對翻譯有本質的認識,必須正確認識符號創造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對于人類自身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重要貢獻。雅各布森對翻譯的三種分類,擴展了我們對翻譯的認識。王寧教授所強調的圖像翻譯,本質上就是符際翻譯。符號的創造、使用與轉換,是人類存在的一種根本性的方式,經由轉換的符號性創造,拓展的是人類的思想疆界,促進的是人類各民族文化之間和各種形態的文化成果之間的交流與發展。通過翻譯,人類的文化得以在空間上不斷拓展,在時間上不斷延續。如此認識翻譯,才有可能真正認識翻譯的本質,才有可能理解翻譯的重要性。

認識翻譯與理解翻譯,應該樹立歷史的發展觀。翻譯作為人類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動,自然會隨著人類的交流需要與社會的發展而呈現越來越豐富多樣的形式。無論是宗教典籍翻譯、文學經典翻譯,還是實用文獻翻譯,都是人類的交流需要。而社會的發展,尤其是科學技術的發展,會促進翻譯方式的變化。一旦翻譯對象和翻譯方式發生了變化,對翻譯的觀念也自然會發生變化。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香港翻譯界發生的一場重要論爭。周兆祥對翻譯的傳統形態提出質疑,認為改寫、編譯、節譯、譯寫、改編等等也是堂堂正正的翻譯方法。劉靖之則認為,以讀者需要的名義,任意增刪、重寫原文,在思想上容易造成混亂,在實踐上遺害極大。劉靖之與周兆祥的爭論,給翻譯研究者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如何界定翻譯活動的范疇?如果說在人們傳統的意識之中,只有逐字、逐句、逐章節的全譯或完整的翻譯才叫翻譯的話,那么與有著本質聯系的摘譯、編譯、譯述、縮譯、綜述、述評、譯評、譯寫、改譯、參譯等活動應該如何界定呢?在我看來,人類翻譯歷史悠久,其形式在不斷豐富。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在我們的時代,翻譯形式與翻譯方法的變化確實是前所未有的。變譯之間,形式多樣,歷史上有忠實的全譯,也有不忠實的改譯,翻譯學術界應該關注歷史上出現的種種翻譯現象,對之做出合理的解釋,而不是對傳統與歷史的全然否定。翻譯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發展,同時也在推動歷史的發展,我們不能把對翻譯的階段性認識當作對翻譯的終極性理解,把一時的變通當作恒久性的普遍準則。我們要轉變的是對翻譯僵化的、靜止的認識,是非此即彼的絕對論。

認識翻譯與理解翻譯,應該有對現實重大問題的觀照。現實有時是非常矛盾的,當今時代,雖然我們翻譯的主流對象發生了變化,但無論從現實還是發展的角度來看,翻譯研究所關注的重點,顯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所謂的實用文獻翻譯。事實上,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進程中,翻譯理論界要直面來自政府、社會和文化文學界提出的有關翻譯的重要問題:翻譯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實施中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如何避免中國文學和文化在走出去過程中遭受誤讀或曲解?中國政府主導的一系列譯出行為有否必要性?如何克服障礙,使中國文學與文化得到真實的、有效的傳播?在我看來,對這些問題,翻譯理論界的思考還是不夠的。對有關問題的討論,也往往以一時的得失、所謂的效果論短長,而缺乏深度的理論探索。

近三十年來,我們對翻譯的認識不斷深入,早已不再把翻譯看成孤立的語言轉換活動,對翻譯忠實性的理解也并不再局限于語言和文字層面。各種不同的理論視角或途徑,為我們認識翻譯與理解翻譯提供了方法論的參照。我要強調的是,不同的理論途徑之間,不應該構成者定性的關系,而應該是互補性的,是某種補充、深化或豐富。如果從文化角度來看翻譯的話,翻譯活動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持續存在,其形式與內涵不斷豐富,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相聯系,這種聯系不是被動的聯系,而是一種互動的關系,一種建構性的力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翻譯是主導世界文化發展的一種重大力量,對翻譯的定位與定義應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進行思考,以維護文化多樣性為目標來考察翻譯活動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創造性。

[作者簡介]許鈞,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翻譯學與法國文學。

作者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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